纪念李赋宁先生百年诞辰的日子渐渐临近了。

      早上，我走进兰州大学本部宁静的校园。三月底，翠柳似烟，绿茵似毡；蓝天白云之下，空气格外清新宜人。道路两旁，尖塔般耸立的柏树是五八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用小树苗栽种的；经过冰雪干旱的考验和自然淘汰活下来的，现已长成了十几米高、无人再去撼动的大树。同时栽下的小松树苗长大后被集中到校园的一角，居然成了一片阳光难以穿透的黑森森的松林。校园中央的那座土山原来是在“深挖洞”时用防空洞里的黄土堆积起来的；黄土没有去处，年复一年成了个土墩。后来办学观念转变，便铺上石阶，坡上种些草木，俨然成了兰大一景。这是学生们读外语、吊嗓子的首选之地，恰如可笑的公鸡在引吭高歌时非要选个高处不可。每次来到这里，目光所到之处总会让我想起那些曾经煊赫一时的风流人物，总能唤起我对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种种刻骨铭心的回忆，这些经历让我受用终生。这些逢春返青、生机蓬勃的松呀柏呀，虽然不会言语，确是我们十几年来坚持在大西北传道授业的见证人。至于那些艳红的榆叶梅、嫩黄的迎春花、紫色白色的丁香花、亭亭玉立的玉兰花、娇如邻家少女的海棠花，还有众多叫不上名的南方树种以及体形硕大的西湖石都是八十年代以后由校内专任的园艺师陆续引进的。不妨说，大学校园是一帧活生生的高等教育史的缩影，校园的今昔变化反映出不同时代的教育理念。

      坐在晴日辉照、春风温煦的长椅上，我渐渐陷入沉思默念之中。此刻，在我心中荡漾的未名湖水有如彩色的琉璃一般，又一次流泻到了我的眼前。在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俱全的巨大屏幕上，依稀可辨的岛亭、石舫和博雅塔的倩影慢慢明晰起来。我终于看到了，真切地看到了水光潋滟中的赋宁恩师。他依旧显得那么神采奕奕，那么和蔼可亲。他那慈祥的笑容和专注的目光至今令我梦萦魂牵。
似醒非醒，似梦非梦，我急忙起身，问他近来可好？“好，好”，他露出平时的笑容连声说。“我现在和父母在一起，享受着童年的爱抚和欢乐，一点也不孤单。见到了恩师吴宓、吴达元、温德等前辈，见到了老友杨周翰、王佐良、许国璋，心里感到十分欣慰。天国里的景物和人间相似，但是没有寒暑，没有黑夜；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没有贫富，没有压迫，也没有人间的争斗。人人尽可去做自己乐意去做的事情。” 

      听到这些话，我释然了，甚至有些向往。“不过，每一天，”他接着说，“总会牵挂寄居在小小寰球上的亲人——相濡以沫的爱妻和星儿丹女。因为我如今身轻似燕，可以御风而行，顷刻间到达他们的身边。事情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阴阳两隔，说得让人那么悲观和无望。”

      我三句不离本行，借机问起学习西洋文学之事。那神情专注的目光对我说：“《人生历程》不是讲过了吗？学习文学首先要学习文学作品的语言。十九世纪的文学研究主要靠修养、阅历、审美本能和直觉印象，很少有客观标准。二十世纪的文学研究将成为一门科学，这是大势所趋。”我知道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赋宁师赴英国利兹大学访问时，从里奇（Leech）教授那里得到的感悟：通过不同学科间的交叉和互鉴，如用数学、拓朴学、控制论、统计学的方法已使语言学研究卓见长进，由此扩大战果，也许能使文学研究能为一门具有客观标准的科学。那是一条新的思路。但对于我这个一向侧重从文艺美学角度研究西洋文学的人来说，那却是一条完全陌生的学术之路。

      “好久不见，以为你回南方了呢！”一位参加晨练的老同事快步走过，和我打招呼。这一声好心的问候却中断了恩师与我的奇遇和神交！水光潋滟的未名湖消失了，那慈祥的面容消失了。他走了，我醒了！断梦难续，徒唤奈何。

      在返回宿舍的途中，我想到了赋宁师的豪言壮语:“既然德国人、法国人、丹麦人、瑞典人、荷兰人、日本人、印度人等都能为英语语言和文学研究做出贡献，那么中国人岂甘落后？”我联想起图书馆库存的那些外国学者们所写的皇皇巨著，多得有如夜空中的繁星，足以让人望洋兴叹，望而却步。可是我们敬爱的赋宁师即使到了晚年，依然豪气冲天，壮志凌云，决心要用学问和人格操守为中华民族争气，激励后人要把中国大学办成世界教育和语言研究的中心，办成全球专家学者所向往的学术圣地，就像当年研究梵文和古英语的圣地是在德国的大学里。伟哉，吾师！赋宁先生志存高远，劳苦功高，不愧为我国外语界的翘楚，是我们弟子修身、治学、处世的典范。

      回到陋室，我匆匆记下这些随感，进而联想到从事外语教学和翻译的诸多学者。恩师朱光潜教过我们英作文，曾从内容到文字详加评论，为学生们打下良好的功底。后来他在左倾思潮的批判围剿中完善了自身的美学体系，并译出了多种西方文化经典，真正做到了“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朱生豪在侵华日寇的狂轰滥炸中怀揣着一厚本的莎氏全集，四处躲避战乱，又随遇而安地译出莎剧数十种。妙笔传神，尽现原作之美。季羡林在牛棚里受到凌辱，堂堂教授被贬为门房后利用闲散时光推敲声律，译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七册，成为翻译界的传奇。查良铮背着“历史反革命”的包袱，在出版无望的文革时期坚持译完长诗《唐璜》，临终前把译稿交给妻女，给中国读者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的同事和师长水天同在兰州大学经历了两次脑溢血的打击后，每天端坐在轮椅上翻译约翰逊的《王子出游记》（Rasselas）,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和原作者的坚韧刚毅的性格一脉相承，对我也是一种耳濡目染的教育。业师赵萝蕤曾给我们讲过现当代欧洲文学史，后来受文革冲击，一度精神失常，事后意志顽强地翻译《惠特曼诗集》，并修订了早年译作《荒原》。绿原在经历了胡风冤案后，重振精神，应邀参加全国学术会议，多次提出拨乱反正的真知灼见，为人师表，嘉惠后学。朱维之年届八旬，研究希伯来文化和圣经文学，成果卓著。虽然腿脚已不灵便，但见到他在学术会议期间坚持跑步健身。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怎能不令后生们肃然起敬？草婴不要编制，不要工资，凭一己之力译完《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十二卷。匠心独运，超尘脱俗，令人赞叹不已。

      古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Sallust）说：“每个人是其自身命运的建筑师。”悲剧家塞内加（Seneca）说:“烈火是对真金的考验，逆境是对志士的考验。”尽管世事沧桑，命运多舛，但我们的前辈以天下为己任，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事业至上，不惜呕心沥血；为民抗争，不畏牢狱之苦。他们敢于迎接西方思潮的洗礼，高举起普罗米修斯的神火，在大学校园里点亮了民主与科学的天空；又能借西学训练，创造性地做东方学问，为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增光添彩。他们的业绩展示了生命的真谛和读书的价值，从而真正践行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的古训。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曾被弃之如秕穅的知识分子是值得视为国之瑰宝加以珍惜的。我相信，在外语学科中群山般矗立的学者群像将会成为中国当代教育史上的光辉一页，他们的德行和神采一定会彪炳日月，光耀千秋。

      文：张致详